作者：傅一波

　　近期，多个外卖平台宣布将逐步为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此举再度引发社会对外卖骑手权益保障和新就业群体的关注。在全国两会上，相关内容也受到了不少代表委员的关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推进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事实上，每隔一段时间，有关外卖骑手、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纳话题都会被提及。但在实际操作中究竟面临哪些难点？背后的运行机制是否有可调整之处？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以解答这些问题。

　　以下是时代周报与两位学者的问答：

　　时代周报：对于骑手缴纳社保的情况，你所在的课题组曾进行过调研，具体了解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张丹丹：根据课题组与某头部外卖平台的合作调查，外卖骑手平均年龄约34岁，约70%为农村户籍进城务工人员。但问卷调查显示，约有近三成骑手（27%）没有任何类型的社保或商业保险。

　　进一步追问发现，近四分之一的骑手不了解社保和保险类型。骑手这一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支付意愿普遍较低，背后原因包括流动性高、收入不稳定等。若要求骑手个人缴纳社保，约23.5%的骑手明确表示不愿参保。

　　时代周报：今年2月，多个外卖平台宣布为骑手缴社保，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

　　张丹丹：我认为，政府、平台和公众对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关注都在日渐增高。但我们在宏观层面谈论平台经济、系统监管时，往往忽略了骑手的声音，他们真正需要怎样的保障形式？对社保的态度又是如何？

　　郑秉文：灵活就业人群，如外卖骑手，总有一些个体对社保缴纳的意愿较低，这是道德风险和偏好问题。建立社保制度时，缴费率应尽量低，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防止道德风险，引导偏好。

　　时代周报：对于外卖骑手或灵活就业人群在社保缴纳方式上，有什么建议？

　　张丹丹：可以考虑跳出传统的“五险一金”模式，以他们的具体需求为度量衡，如单独购买医保或失业保险。已有外卖平台提供“职业伤害险”等商业保险，给骑手所需保障。

　　郑秉文：在养老和医疗上，只要克服户籍障碍，灵活就业人群完全可以加入现行社保制度。但工伤保险需要新制度，现有制度难以适应。

　　时代周报：缴费基数各地标准不一，对骑手缴纳社保带来抵触心理，对此有何建议？

　　张丹丹：骑手的社保基数应按其实际工资收入来定，而非各地缴费标准。社保与户籍制度息息相关，需逐步解决福利差异、社保转移续接等问题。

　　郑秉文：社保背后的户籍制度复杂，需多部门协同，涉及国家治理体系。全面取消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是一个好的信号。

（文章来源：时代周报）